《译林》杂志创立四十年:通俗小说的启蒙之路

莆青网 刘 欣2019-07-14 12:28: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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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十年前,《译林》杂志创立,它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

  《译林》杂志四十年:通俗小说的启蒙之路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毛翊君

  发于2019.7.15总第907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如今,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回忆起来,还记得自己当年在《译林》杂志上看到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时,有多么痴迷,甚至把印有小说的那些页码撕下来带回家保存。

  那是1979年的《译林》杂志创刊号。小说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正是当时热门电影原著的译本,讲的是一位同新婚丈夫蜜月旅行的女人在尼罗河上的游艇中被枪杀,价值5万英镑的项链同时失踪,接着又有两人在船上接连死亡,一位侦探随后找出了令人意外的真凶。杂志因此获得60万的销量,也招来上级领导认为选题“堕落”的批评。

  这份杂志最初是季刊,《吕蓓卡》《音乐之声》《教父》《沉默的羔羊》等多部国外流行小说让读者如获珍宝。它历经了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的拓荒,它不只看重那些国外的纯文学作品,也因大胆引进流行文学和侦探、悬疑小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。

  四十年后,李景端在南京的家中,见到准备上任的译林出版社第五任社长。这位85岁的《译林》杂志创始人提醒,“要有融媒体意识,不然将来要被AI淘汰了。”

  外国通俗小说拓荒

  1979年,江苏省出版局接到江苏省委要求,要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。时任出版局局长高斯把任务交给了编辑李景端。

  接下任务后,李景端考虑到,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难免涉及政治问题,不好把握。如果在杂志上介绍外国文学,则有不小空间。

  1949年之后,中国对国外作品的翻译和引进,主要集中在苏联文学方面,其余西方文学作品几乎是空白。1978年,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,包括巴尔扎克、狄更斯等人的作品,以此走出思想禁锢。此时,全国的外国文学杂志——北京有隶属社科院的《世界文学》,上海有译文出版社的《外国文艺》,其他地方则是空白。

  李景端觉得《世界文学》的内容过于严肃,《外国文艺》则过于新奇。他不是学外国文学出身,反而没有束缚,从读者角度想,觉得吸引人的才有生命力。杂志的定位慢慢浮现,要有助于大众了解国外当今的文学创作情况,选择能够展现外国现实生活的通俗文学,介绍流行的作家和作品。“打开窗口,了解世界”是最后定下的宗旨。

  一天,李景端和古籍编辑孙猛聊天,对方无意中冒出“译林”这个词,李景端一下想到枝繁叶茂的景象,觉得用作刊名很好。就这样,《译林》编辑部成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下设部门。

  最初,杂志只有李景端和新来的编辑金丽文两人。李景端负责向北京组稿,金丽文负责南京和上海。当时,英国电影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正火热上映,编辑部得知上海外语学院有位英语教师正在翻译电影的原著,金丽文便上门约稿,最终小说刊载在创刊号上。“很偶然,当时没有考虑这是侦探小说,也没想到会惹来麻烦。”四十年后,李景端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。

  当时的创刊号16开、240页,定价1元2角,交给新华书店零售。20万册几天便脱销,立马又加印了20万册,很快再次卖完。新华书店要求再加印40万册,但因当年纸张供应紧张,最终只再加了20万册。

  新华书店不能办理长期订阅,很多读者只好汇款到编辑部邮购。头两期,邮局送到编辑部的汇款单装在大邮袋里,一次好几袋,邮局员工为此加了几天夜班。而李景端后来得知,当年黑市上的《译林》每本卖到了2元,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。

  这引来时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志的批评。1980年4月,冯志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,对《译林》杂志刊登的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《钱商》《医生》《珍妮的肖像》,和浙江出版的《飘》发出责难,认为“自‘五四’以来,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希望出版界不要趋‘时’媚‘世’。”之后,胡乔木将这封信加上批语,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,要求“研究处理”。

  最后,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表态,介绍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学没有错,有责任由出版局党组承担。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对文艺实行“不扣帽子,不打棍子,不揪辫子”,责任最终没有再被追究。

  包括钱钟书在内的编委会

  李景端此前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,杂志的选材和翻译都是隔行的事儿,只能去请教专家。

  

《译林》杂志创立四十年:通俗小说的启蒙之路

  1997年5月,李景端(左)在北京医院探视冰心。图/受访者提供

  他曾在报纸上看见,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,马上写了封信,希望对方给予家乡创办的新刊物一点指导和帮助。没想到,得到了回信肯定,戈宝权寄了自己翻译的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诗,提供给《译林》创刊号。

  李景端因此想打造一个高水平的编委会。1978年,李景端参加广州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,多位英语界专家现身小组讨论会。他就想借机邀请诸位名家。

  李景端做了功课,读过北京大学杨周翰编的《欧洲文学史》,之后去北大拜访,他表示赞同杨周翰在广州会议上所说——国内曾经编写的外国文学史大多受到苏联“左”的思想影响,对西方许多作家和流派持批判否定太多,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。“不过,苏联文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存在已久,编文学史恐怕也不宜将其简单删去,可否把有过的不正确观点照写,但要加上新的认识和批判。”杨周翰一听,觉得有共识。第二天就向李景端详细了解了《译林》选材标准、当代与古典作品的比重、对性和暴力描写如何处理、译文质量如何把关等,最后同意担任《译林》的编委。

  对于英国文学翻译家周煦良,李景端三次上门拜访。第二次见面,周煦良问到杂志如何在多种多样的西方通俗小说中做选择,李景端告知,主要放在社会小说、经济小说和法律小说上。再见面时,周煦良夸赞了杂志刊登的《吕蓓卡》。这是英国女作家达夫妮·杜穆里埃在193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,在开篇就死去的神秘女性吕蓓卡为全文制造了悬念,这是一个嫁入山庄的女人,却因为和表哥偷情被丈夫枪杀,她的死亡在丈夫的第二任妻子进入山庄之后被揭开。周煦良在英国时就很喜欢这部作品,通过阅读两期《译林》的文章,他决定加入编委会。

  当李景端得知文学翻译家戈宝权和钱钟书夫妇是江苏老乡时,他请求戈宝权出面邀请他们。钱钟书本已多年谢绝虚职的聘请,但被戈宝权游说成了。